参加高考、上大学，找工作、结婚生子、上下班，这些线性的时间规划华亿配资，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缩影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拉着你，到什么时间点，就该干什么事儿。
这种形式的时间线，被人称作“社会时钟”。身在其中的人，感受到996式的内卷，而脱离其中的人呢？
豆瓣 的“逆时钟小组”，成员数已超 8900 人。他们试图打破 “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” 的规训，活在自己的时区里 —— 比如三十岁不急于结婚、四十岁敢换条职业赛道、五十岁从零学一门新语言。
可在高度内卷的社会里，这种 “逆时钟” 的尝试总显得步履维艰。就算有了完全不用工作的假期，也未必能获得想象中的自由。可能一觉睡到正午，刷手机刷着刷着半天就过去了，又或者开始卷起副业。
我们总以为 “不工作就有了时间”，但这些时间似乎并没带来预想中的放松与自由。
而 “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” 的隐形时钟，更像在背后不停催促 —— 心里总像悬着块石头，觉得 “该做点什么” 才对。
那么，我们真的 “拥有” 时间吗？
以下是《九派长谈》小宇宙节目《对不起，不上班的人生没有旷野｜聊聊社会时钟》的部分实录。访谈嘉宾孙哲，系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、《社会学人》播客主理人。稿件经整理，发布前已由孙哲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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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】为什么有的人明明能放松，却无法闲下来？
九派长谈：当我们有段闲暇时间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支配，你有过这种情况吗？
孙哲：把闲暇和空档当成问题，这本身就有问题。我常和同事吃完饭，在学校咖啡店瞎聊天。我特别在乎这种场景，它既不是上课时间，也不是工作时间，这种没法归类的闲暇其实很重要。
现在我们的生活被各种时间线压缩成了任务线，被任务和游戏化的生活切成了小块的时空罐头，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。所以很多人一旦回到不被命名的闲暇里，就会觉得很难把握。
九派长谈：给时间命名或不命名，有什么区别呢？
孙哲：比如，若把晚上六点后定为工作时间，我们就会被工作支配。说 30 岁要结婚，这属于生育时间，我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被它牵着走。而闲暇是不被命名，或我们主动定为闲暇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觉得舒服，能找到生活本身的感觉。先觉知它，就不会被它支配。
我们之所以被控制，是因为命名权不在自己手里，我们活在别人的游戏系统里，不管有没有时间，都觉得被牵制。所以我说，闲暇是还没被加载的空间，是最根本的放松。
九派长谈：有些人明明能放松，却把时间用来搞副业，甚至在副业里越卷越厉害。
孙哲：对，这其实反映出我们没足够重视闲暇、焦虑和迷茫。我之前在另一个对谈里，和嘉宾有过很有意思的互相启发。迷茫是主体性的土壤，很多时候，包括呕吐、焦虑在内的情绪，都是非常正向的，它们是我们自身生长出来的东西。
现在我们把这三种情绪都病理化了，遇到就赶紧吃药，吃完变得麻木，再用这种麻木回归所谓的正常。可这“正常”不过是几种时间线里的一种。吃药是一个时间，戒药又是一个时间，在这种时间线里形成新的周期，我们借此处理和自己身体的关系。
我想说的是，所有药物最初都是为了止痛，可为什么痛就一定不好、甜就一定好呢？甜会让人发胖，痛却要被止住，最后成了没有疼痛的大胖子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许诺。
我们不断卷，就是因为总盯着丰腴的东西。逃避疼痛、贪恋甜食，不想锻炼、不愿吃苦……最后变成天天快乐的大胖子，不用反思、没有焦虑。
可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我们就该好好品味闲暇聊天、迷茫和疼痛。包括播客在内，我们其实都在提供时间之外的声音和内容，这很珍贵。
九派长谈：很多人或许知道疼痛、迷茫，甚至类似呕吐的生理反应代表着某种生命力，却还是想削减这部分生命力，因为这种状态不适应现在的工作节奏。
孙哲：可现在的工作节奏，社会甚至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，比如福特的工人，好好读福特技校，当个生产线上的正式职工，就能有体面收入，一个白人男性能养活全家。这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许诺。
但现在呢？我们还是要学工业化知识、各种技能，可过去许诺的结果却没了。我们学了很多硬技能，从土木工程到水电工，可在技能化时代，当被新的自动化取代时，我们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智能，要学更多、考更多证，这完全南辕北辙了。
再延伸说，赫拉利有个精彩的论断，人工智能意识是对智能的污染。人工智能不需要有意识，想生产曲别针就专心生产。但人需要意识，会思考为什么要生产曲别针，曲别针和幸福有什么关系，人从哪来、到哪去，这就是意识，这种意识是对“智能”的污染，是我们作为人区别于工具的一部分。
所以我们想拥有自己的时间线，就得回归到作为碳基文明得身体行。比如月经是重要的身体时间，男性没有，所以男女对时间的感受、包括孕育孩子等，都完全不同，这会催生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态度。
甚至战争，也是记录人类时间的重要方式。一场大战、百年和平或百年战争，都有记录意义，这些都和身体有关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简化成符号，一味追求智能却丢掉意识，这是 AI 时代最本末倒置的事。要充分感受身体的真实饥饿感，觉知每一种身体感受。
【2】“谁掌握了命名，谁就掌握了权力”
九派长谈：如果 AI 来接管我们现在的工作华亿配资，那时人类会拥有时间自由吗？
孙哲：我觉得 AI 会带来巨大的过剩。从工业时代来看，这种过剩会漫无边际、超乎想象。
我特别介意的是，我们在过剩时代里找短缺感。我们的食物是过剩的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未必过剩但也能保障生活。可总有人说我们特别差、特别短缺，甚至觉得火星是人类的未来。
可地球就算经历核战，也比火星好生存。人类在地球资源再差，也比火星强，我们有 60 亿人，加上现在的科技，地球资源能不断开发。可非要说去火星，就像在暗示现在什么都缺。
我要在这里叠个甲，当我说过剩时，很多听众会觉得你是学者，不懂现实苦难，我想说得是，绝对贫困在消减，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。我不是单纯的乐观者，而是特别警惕那些沉溺在已有时间语言里的人。
九派长谈：今天聊时间，我一直好奇，时间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？比如我们约好时间见面，晚来一分钟就算迟到，这一分钟被赋予了很多意义。但自然界里，一朵花晚一分钟开放，其实不意味着什么。
孙哲：这很有意思，又回到了那句经典的话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晚签一个合同、货物晚发一会儿，可能就损失很多钱，这很典型地体现了金融领域的时间观念。
我在财经类大学工作，有一个共识是金融是时间的机器，它就是用来操控时间的。你创业贷款，钱从哪来？其实是透支了企业未来的资金，这笔钱穿越时间变成了风险投资。所以金融出现后，时间、金钱和意义就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金融时间主导着现在的很多观念。你买了房，要还 30 年贷款，你的生命时间就和这种金融时间绑定了，这是很直接的关联。但动物没有这种数字概念和金融时间，它们不知道房子是什么，只是活在自然的运动里，其实没有我们说的时间概念。
再延伸说政治时间。很多朝代更迭时，都会玩弄时间和历法，这就是政治时间的体现，包括大变革时期的时间。
我看过一些文学作品，说土耳其的墓碑上，一开始用伊斯兰纪年，后来突然换成基督教纪年。结果一个人可能活了一两千岁。不同纪年系统的跨越很抽象，却又很真实，一块墓碑上两个年份差一两千年，可这个人其实可能只活了几十岁。
所以时间是可以被捏造、被玩弄，进而塑造意义的。不管我们给不给时间命名，我们都活在最基本的社会时钟里，只是宗教、生育、劳作等不同系统，各有各的历法规则。
九派长谈：所以这也是一种命名，我们怎么命名看到的一切，以及它们未来的演变，其实也是在给生活命名。
孙哲：我有个有意思的比喻，权力者就像名家，是他们在给事物命名。我的意思是，要警惕谁在命名我们的生活，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命名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。读书写字，先是识别已有的命名，然后要知道，谁创造语言，谁就有创造生活的权力。所以要夺回生活的自主权，先得夺回命名的自主权。
我很警惕现有的市场账本，也就是关于物的账本。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部分都围绕物，不记录人。浪费不浪费也是关于物的词，可人怎么会被浪费呢？
为什么我们看《我的阿勒泰》会那么震撼？那里的小花小草，能用就用，不能用也不算浪费，它们自己生长，是主体，不是客体。我们被文学的词汇感动，正是因为我们的词汇被剥夺太久了。若不是那部电影，有多少人会去读李娟的书呢？
【3】“受教育不足的一代，总在指责受教育最好的一代”
九派长谈：刚才聊命名，我想到有种命名是规定了我们什么时候上学、什么时候结婚。比如过了 35 岁没生小孩，就被说是高龄产妇；可到了 40 岁生二胎，又成了最佳生育年龄。
孙哲：用社会学的词形容，这叫“失范”，就像刻舟求剑，用农业时代的规则来规范信息化时代的人，还觉得是对的。
这个时代特别荒谬的是，受教育不足的一代，总在指责受教育最好的一代。这里说的是代际属性，不是阶层，比如 60 后和 80 后、90 后、00 后。
我常说，50 后、60 后在婚姻道德等方面，没资格指责 80 后及之后的人。我们处在很拧巴的状态，受教育低的一代掌握很多资源，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维持代际的前现代想象，可现实是信息时代的后现代部分。这就是结构与真实群体的不匹配，我们总在和系统摩擦，甚至有很大的挤压或对抗。
九派长谈：这种代际认知差异，能通过什么方式弥合呢？
孙哲：我觉得要靠真正的教育。我们不都想找到一个正确的时间观吗，最好有人给个标准答案，然后我们就解脱了。但我的回答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说我不想要哪些东西，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
我们希望教育能带来什么，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知识传递，是双向的教育。比如学生也能教育老师，比如此刻录播客，观众听播客、留言，这里可能没有校园、书本，但这是最真实的教育。
尤其是成年人之间的教育，非常宝贵。这样的公共聊天室越多，社会就越健康。
已有的书本教育和校园教育，太远离社会了，要重新嵌入到世界里。自然教育也好，语言、非语言教育也好，都可以。这是社区化的教育，是在社会行动、社会创作中的教育，也是找到自己时间观的机制。
九派长谈：很多人参与社会时钟，是觉得变成主流喜欢的样子能获得安全感，小众令人恐惧，这是个关乎存在本身的恐惧。
孙哲：你说的这点很有启发。我们有个词叫过度社会化，就像刺猬，你觉得被扎到了，其实彼此还离得很远，却已经觉得刺痛。评论区里的两个人明明离得远，却过度社会化了。
所以我常说，遇到问题就当面聊，不录音不录像。当面拉出来的人都是好人，都能正常说话，可在评论区里，就像在互相攻击。我们其实被放大了社交关联，在赛博空间里过度社会化，在现实的碳基文明里过少社会化。这太拧巴了，以至于我们体会不到真实的人与人之间，通过一个微笑、一个表情传递信息的感觉。
九派长谈：有时候压力不是来自网上离得远的人，而是无形的同辈压力。焦虑和压力可能来自身边的代际关系，比如父母，他们会让我觉得，不尊重他们、不尊重主流，就会焦虑，甚至崩溃。
孙哲：有个简单的解法，想不到出口时，就用流动性的办法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流动起来就好。
年轻人有腿有脚，这个时代又有这么好的基建，那就去流动，感受一手资料的世界，这很关键。
就像阎鹤祥有段不太出彩的贯口，传统相声贯口是报菜名，他的贯口是骑摩托车环游世界，一路报地名，直到最远的对趾点（对趾点，也叫对跖点，指的是地球表面上与某一点相对于地心呈中心对称的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从地球上一个点穿过地心，在地球另一端对应的那个点。）
那是离原本的处境最远的地方，而前后左右多走一步，都会离原本的处境更进一步。那一刻，他用空间重新理顺了所有代际关系，重新设置了和社会的距离。流动性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但不行动的话，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所以我特别推崇流动性时代，要善用流动性。
当然，流动性也有问题，但反过来，不让流动，要么是道德的牢笼，要么是躯体的牢笼。对女性最大的压迫，就是不让她开车，这很典型，很多文明里的裹小脚，也是限制流动性，这是绝对的不自由。我能走，也被允许走，这就是自由。
【4】“回到自己的人生节奏，建立自己的节日”
九派长谈：能不能问个个人问题，您开始对自己经历的一切重新命名时，有没有哪些情绪、举动或感知，过去觉得不好，现在会用新方式解读？
孙哲：青春期时，我在哲学史里读弗洛伊德，由此了解到很多事物的溯源，包括哲学和心理分析的关系。
我们会不断回想过去的故事，比如原生家庭、童年记忆，时间线来回穿梭，涉及过去和未来。后来我读了阿德勒，他的观点很独特，人没有过去，时间像一条射线，一切从射线起点开始，面向未来，过去只是未来镜像中的呈现。
所以记忆是碎片化、不完整且主观的，取决于我们用什么程序和语言重塑记忆的镜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弗洛伊德的时间曲线对我个人而言，已经被阿德勒的积极心理学取代。现在，无论是产品化的知识还是学界，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转。
心理分析做到极致，会感觉被大他者控制，充满无奈，最多通过对象化减轻痛苦，就像荣格说的，认清命运，却无法支配。但阿德勒认为，人一旦转变观念，新世界就开启了，这太酷了。
它既和已有制度保持联系，又让人承担所有责任和焦虑。这种当仁不让的态度，让人兴奋，像在悬崖上攀爬，体会失重和登顶的快乐。
九派长谈：我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，都不想要了。
孙哲：不只是不要，还可以重塑它们，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更强大。比不要更有勇气的，是重新命名这段记忆，这更了不起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要指向未来要做什么。
我的方式甚至更极致，不命名。就像最初说的，闲暇是不被命名的，我甚至不用闲暇这个词。坐在那儿听音乐、发呆，不用语言描述。
如果觉得被大语言模型困太久，就该无言地拥抱，一声不吭地坐地铁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体验，不用命名，就会觉得放松。
九派长谈：它只是一个动作、一个事件。
孙哲：没错，它是非语言的，逃脱了所有意义的束缚，能更直接地表达人的情感。
九派长谈：虽然您不喜欢词语暴力，但还是想多问一句，您会受某种社会时钟观念影响吗？比如 30 岁时，会有年龄焦虑吗？
孙哲：这很有意思。30 岁那年，我身边很多同辈都在读书，这也是我常劝退别人读博的原因，要面对很大的社会时钟混乱，还不一定能重建自己的时钟，很多人就在混乱中迷失了，读博读十年八年，四十多岁还没毕业……我们在巴黎见过很多这样的人。
30 岁生日那天，我去了巴黎郊区的圣德尼教堂。那是哥特式建筑的诞生地，有很漂亮的花窗。
那天阳光很好，我一个人走进教堂，感受阳光透过花窗洒在手上的感觉，这让我反思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关系。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，但这是流动中的一次冒险，圣德尼在巴黎是不太安全、容易被抢的地方，可我觉得需要这样一次冒险。
第二天，我和几个同样不在生活时钟轨道上的三十多岁朋友，在校园小树林里烧烤、喝啤酒，庆祝 30 岁前后的时光。
那段时间，我常处于社会时钟之外。26 岁到 32 岁，在巴黎的六年里，我接触过很多成年人，大家都在墓地、森林里游荡，但总会相聚，特别有意思。
现在看，他们工作得都很好，很多评上了教授、成了行业大牛，可之后再也没见过，只能在线上联系。
所以我觉得，那段时间和空间像一块飞地，让我游离在结构之外。我很珍惜那种体验，体会到结构之外的解放感，痛苦与逍遥并存。之后，我又回到了现在的结构里。
九派长谈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即便有过那样肆意的时光，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社会时钟的轨道上？
孙哲：社会时钟这个概念有意义，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生活节奏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日，比如秋天看个展，冬天听场演唱会，夏天看场球赛，秋天再听一场音乐会，生活就很有盼头。这不是偶发的，是自己的节奏。
不用和旧世界断绝关系，也不用断亲。当你有了这种支撑和审美，自然就有了自己的生活结构，就能有空间审视那个已经失效的社会时钟。不是说它不好，是它已经失效了，对吧？
就说生育，我在巴黎见过很多 40 岁生小孩的，也没问题。为什么非得规定 35 岁怎样呢？社会时钟明显在大变，该与时俱进。它已经刻板到刻舟求剑的程度，我们要永远保持怀疑；而对所有想参与构建的新结构，一定要用一手资料去体验。
文 | 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
【来源：九派新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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